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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座东北矿坑的70年:三代矿工命运起伏 改建赛车城期望转型

时间:2020-07-02 11:26 | 作者:admin | 来源:未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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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北阜新,深达200米的矿坑见证了一段中国现代史。在历史的底部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开端,是李良成作为工人阶级的骄傲与幸运;在中部则资源渐枯,荣光尽失,刘贵和与王立以及数以万计的矿工都无所适从;在矿坑的顶部,赛车手刘鑫飞驰而过。
 
 
站在赛道城的山头眺望远方,新邱城区寂静无声。
 
文|陈怡含
 
图|吕萌
 
编辑|龚龙飞
 
轰,轰——
 
刘鑫把油门放大,引擎声一阵压过一阵,音浪在数十米高的矸石山里回荡。卯足了劲的橙色越野车冲过起跑线,刘鑫熟练地把持着方向盘,跳过两个小坡后,时速达到100迈,杀进弯道,他提前将车头丢向湾心,横向滑动,扬尘抛起十几米高,一眨眼,车头扎进水坑中,激起的水浪卷进驾驶舱,在刘鑫的脚边“咣咣直响”,他没有分神,一口气冲了两三圈。
 
越野车满身泥点地回到原点,熄火,引擎声消失。回过神的山鸡“扑哧扑哧”从矸石山头飞过,赛道又恢复了长久的寂静。
 
刘鑫是辽宁阜新的业余车手。历史上,阜新一度拥有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和发电厂,被誉为“共和国的发动机”。煤矿枯竭后,2001年,阜新被国务院认定为中国第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。
 
新邱是阜新百里矿区挖出第一锹煤的地方,如今在长7公里、宽4公里的范围内留下了十多处矿坑,最深处达200米。刘鑫训练的赛道就是其中一处矿坑改建的,这只是“百年赛道城”项目的一小部分。据称,该项目总投资预计达80亿元。
 
 
2019年8月,第二条矿坑越野赛道建成。
 
121年的开采,平野化为巨坑,几代矿工的职业生涯终结。
 
50年代,李良成见过矿坑十几米深的样子,他在这里刨掉了自己的青壮年时光,养活七口之家,在大饥荒里换回猪蹄罐头,住过大连海边的疗养院,时不时戴上半身高的红花;80年代末,刘贵和赶上了国矿的下坡路,那些错过的运煤车厢,成为他去医院开假证明脱岗的记号;王立下矿时,已经到了2000年,国矿黄了,他跟着私人老板,疲于应付井长的吃拿卡要,那时煤矿已进入残采期。
 
现在,他们离开这里有些年头了。
 
赛道小镇规划新潮,正在修建的酒店是集装箱风格,摩登,讨年轻人喜欢,只是来访者稀少。小镇对面是新邱火车站。每隔4天,就会有一辆专列在这里停靠,它将驶向内蒙古白音华,那是新煤田的名字,车上坐着成排的中年矿工。
 
20岁,站在坑顶向下望
 
10年前,刘鑫来过这里,20岁的他年轻气盛,玩的是越野摩托,他时不时叫上朋友,去新邱的露天矿区寻找激情。
 
他经营着附近镇上的超市,生活富足,父辈没人做过矿工。陡峭的矸石山有挑战性,这就是他来的原因。
 
骑到矸石山顶,眼睛向下望,那时的矿坑比现在更深,落差有两三百米。坑内一片废弃景象。没有人影,只有零星几段运煤机的钢材躺在坑底,锈迹斑斑,他觉得荒凉,没多想,骑车走了。
 
 
刘鑫的赛车在废弃矿区疾驰。
 
李良成刚来工作的时候也是20岁,他向下望,矿坑只有十几米深,走到坑底不过几分钟。那是1953年,中国“一五计划”的开端,坑内热火朝天、人山人海,完全是另一番光景。接着,他在露天矿干了38年。·
 
那时矿坑刚刚“见着煤”,李良成从扫工作面做起:用铁锹把石头和碎煤推进筐里,一筐装五六十斤,“扁担不离肩膀头”,挑到别处,两边的筐一掀,对计数工大喊一声自己的号码,一天至少反复百八十趟。这样,电镐“啃”出的煤炭才能是干净的。
 
那时条件艰苦。坑下没有遮挡,日头直射,晒到肩膀脱皮,因为太累,挑扁担也觉不出疼;雨天能披个蓑衣、戴个草帽,就算不错了;没有热饭的设备,冬天带的午饭结成了冰,就拢煤生火,把饭烤热。李良成丝毫不敢怠慢,“恐怕人家不用(自己)”。
 
尽管艰苦,对大多数忧心温饱的人来说,这不失为一份美差。李良成小时候吃不饱饭,家里几个人盖一床被子,连裤衩都没得穿。伪满洲国时期,父亲在日本人的矿井里工作,劳累过度病死了,接着母亲改嫁,18岁的李良成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
 
他一直渴望长大,去矿上挣钱。头几年他以种地为生,二十多亩地能打五六百斤高粱,后来矿井造成了耕地塌陷,他赶着小毛驴车给有钱人家送煤,一月能得二斗红高粱。
 
这样的收入无法养活一家人。到了矿上,工钱一下翻了两三倍。而且一个月一开支,给现钱。
 
 
1960年版五元人民币以海州露天矿为背景。图源网络
 
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炉,吹响了国家工业化的号角,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中,辽宁有24个,其中的4个能源项目被安排在阜新。当时,刚刚建成的海州露天矿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,这成为了1960年版5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案。这个流传甚广的货币符号代表了新中国对急速实现工业化的渴望,5年间,全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近1.3倍。
 
那时,国矿工人是许多人羡慕的职业。出身贫苦的李良成想起20岁的那次招工,仍然觉得幸运,他通过了两道门槛:“农村的不要,户口不是本地的不要。”作为露天矿的工人,他很骄傲,就像现在的年轻人考上名牌大学。
 
纸糊的大红花
 
如今,李良成住在新邱城区的边缘,那里几乎看不到出租车。街道破败,废弃的澡堂前堆着碎砖,仅剩的小卖店摆着山寨零食,门口老旧的街机前坐着一个中年男子。
 
李良成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,一晃就到了87岁。他家的客厅昏暗、空荡,一根晾衣线穿过,气氛冷清,只有卧室里的一台大屁股电视机咿呀作响。
 
李良成年纪大了,面庞消瘦,两颊凹陷。他已经忘了许多事,却清楚记得自己六十多年前的收入:每月挣189个工分,每个工分折合一毛三分二,“在商店花工分、在外面花钱”,一年的收入是299元,非常可观。这些收入足够养活一大家子——媳妇、三个弟妹以及后来诞生的三个孩子。当时的粮食是计划供应,商店只允许出售粗米粗面,鱼类肉类是过年才能吃到的稀罕食物。
 
李良成反复说,那时许多人不愿意当干部,因为干部吃的粮少。不在矿上干活的人一个月吃28斤粮,李良成吃46斤,搬道木的工人最累,也吃得最多,能吃55斤。曾经一年不见一次的荤腥,在矿上,每月能吃上三四回。
 
皮鞋买了两双,还给媳妇买了棉旗袍。后来闹大饥荒,李良成扒上运煤火车,用它们从农民手里换了120斤苞米面,关键时刻救了命。
 
那几年运动式的建设,都在搞“夺煤大战”。有时电镐离得远,不能直接把煤吐进火车车厢,下班之后,部分工人会自愿留下,在火车上搭个跳板,把远处的煤抬进车厢。李良成经常参加,矿上多少会给点好处。印象最深的是猪蹄罐头,汤汁肥美,前后发过三四罐,在那样的困难时期,它们显得尤为珍贵。
 
60年代初期,新邱露天矿的效益大幅提升。李良成记得,坑内光是用来打眼的“磕头机”就有18台,电镐在1953年有3台,后来增加到10台以上,昼夜不停地运转。矿上工人也多,哪个段都有三四百人。
 
 
2008年,阜新海州露天矿。王玉文 摄
 
那时挖出的煤“老鼻子了”。住在金家洼子村的王春山如今是距离赛道最近的居民,当年火车轨道就在他家门前,运煤的火车鸣着笛、冒着烟,沿着坑壁的作业路盘旋而上,从他眼前经过,一列火车有四、五十节,一天能过个十列八列的。
 
火车皮不够用,煤越堆越多,不时发生自燃。头两天看着冒烟,再过两天就起火苗了。选煤厂也堆满了,只好在九坑前铺轨道,让一部分火车往这翻煤,再雇家属工来挑。
 
阜新的煤优质,高产,日伪时期,这里就建成了大型火力发电站。1952年,毛泽东主席曾给发电厂发来嘉勉电。60年代初,这里成为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,支撑了整个东北重工业区的电力基础,阜新才有了“煤电之城”的美誉。
 
矿工的工作条件一步步得到改善。夏天会往坑下送解暑的绿豆汤,冬天会发狗皮帽子、棉鞋。
 
日子好了,李良成的体重就上来了。刚到矿上那年,他只有100斤出头,顶峰时涨到了125斤,两臂粗壮了,脸颊也丰润了。有几个月,单位奖励他去大连疗养,不用花钱,工资也照常开。疗养院是一栋三层楼房,窗外就是海,那是李良成第一次住进楼房。吃得也好,早饭是豆浆油条、大米粥,这些他从未吃过,午饭竟然有8样菜,他都记在心里。每天的任务就是去海边玩。
 
李良成并非个例,许多人都有疗养的机会。他更愿意提及的是荣誉,任务完成得好,单位给每个人发一朵纸糊的大红花,有半个身子那么大,戴上了,很远就能看见。
 
大红花难以留存。如今,家里唯一与煤矿有关的物件是“煤海30年”的红本。1987年,阜新矿务局授予了老矿工一份荣誉,表彰那些在采掘一线工作超过30年的人。一个春日的午后,他去市里的文化宫开大会,礼堂内聚集了上百个五六十岁的老矿工,领导站在台上,一字一顿地念了每个人的名字。
 
但他们没有被安排上台,只是听见了自己的名字。大会结束,他们领走了证书和奖章。证书里面用红色的小字写着:“(这批矿工)把光和热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,为东北地区煤炭工业的发展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。”
 
 
李良成的“煤海30年”证书。陈怡含 摄
 
看不见的下坡路
 
1987年,李良成等着退休了。不过刘贵和才工作5年,厂子效益好,他的家庭生活才刚刚展开。
 
可是命运急转直下。刘贵和在而立之年遭遇下岗,后来又是脑出血,赋闲在家近10年,靠媳妇的退休金生活。现在,照看两三百只小鹅就是他的全部工作。
 
80年代起,阜新开始显现资源枯竭。新邱矿的年产量从百万吨萎缩至十几万吨,人员和设备大量闲置。1983年,同是“新邱三大矿”之一的兴隆矿正式报废。
 
1985年12月,时任阜新市委书记马波直言:“煤炭企业都有一个‘建设—发展—萎缩—报废’的过程,按照这一规律,阜新矿务局在20年后,就将进入萎缩期。”他认为,前30年阜新形成了单一的煤电工业城市,是工作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误,如果在今后20年内不能把其他工业发展起来,就将是第二次重大失误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 
刘贵和没有这样的长远眼光。年满18岁,按照政策去选煤厂接父亲的班,一切顺理成章。
 
进厂后,他负责“砸大块”:运煤的火车卸下毛料,总有大块的煤和矸石卡在大漏斗里,刘贵和用20磅重的锤子砸碎。
 
“砸大块”是选煤厂最脏的工种。临近下班,总是这些人最先去澡堂。但刘贵和很满足,每次火车还没进厂,就传来“轰隆轰隆”的响声,他一听到就兴奋,就知道有煤来了、有钱赚了。
 
厂里定期发放生活用品,有肥皂、牙刷、洗脸盆,每月还有两小袋雪花膏。赶上“安全生产零事故满100天”这类日子,还会发些豆油、雨伞作纪念。当时,刘贵和看不到事业走下坡路的迹象,他以为会重复父亲那一代人的生活。
 
大时代的潮水是一点点浸入普通人具体的生活,改变缓慢但不可逆转。绝大多数的人是后知后觉,人们依赖着历史惯性做当下的判断。
 
 
刘贵和夫妇站在家门前。
 
许多人沉浸在“煤电之城”的辉煌中。李良成认为,即便是80年代,人们依然偏爱在国矿工作,不愿意进入轻工业领域,矿上发煤票、分房,轻工业只是拿份工资。那几年,他先后为两个儿子在矿上谋了工作,以为他们能过上几十年安稳的生活。毕竟这地下的财富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。
 
“大伙的心开始凉了”
 
当潮水一点点浸过安全线,质变就发生了。对刘贵和而言,那个信号是发工资不再准时了。
 
究竟是九几年,刘贵和也搞不清楚了。他只记得有次工资压了两三个月,听同事说,“那个时候电镐一动就赔钱”。还不乏这样的传言:有人给领导送礼,在好煤上面铺上矸石,这样在分流时这列火车就不会往选煤厂分,而是奔矸石山去,后来不知被拉到哪里去了。
 
一些穿着讲究的人在矿区出现,他们是来这里“倒煤”(倒卖煤矿)的私人老板。出租车司机老陶曾经就在一位老板手下干活,从新邱到海州,哪里都能见到老板的车队。
 
矿坑不再是50年代的样子,已经挖出了十几道坎。老陶在坑底装上煤,再开回坑顶,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。他们专挑夜里下坑,“车开起来,(空中)全是煤面子,不洒水根本看不见道”。路陡得很,必须一口气上去,中间一停,车就往后倒,用大石头抵都抵不住。
 
老陶年轻时胆子大,开的是加长版的解放牌货车,9米多长、4米多宽,核载8吨,常常装上十几吨煤。到了“票口”(结算运煤数量的地方),不管拉了十几吨煤,就给10吨的票——“老板都是这么挣的钱!”
 
不止老板想要分一杯羹。经过火车轨道,老陶的车要减速,总有一些老人守在那里,拿大耙子往下勾煤。还有人赶着马车、驴车下坑倒煤。
 
 
废弃的矿坑有十几道槛。
 
因此,拉到选煤厂的煤越来越少。刘贵和记得,工资一压,“大伙的心开始凉了”。一些工人不积极了,经常私下调班,去给私人老板背煤,或者做买卖。刘贵和也寻摸了一个能赚现金的活计,自己可以去离家不远的小矿井装车。一车装10吨煤,给20块钱,抵得上他在厂里一个多礼拜的工资。
 
装车是需要抢的。天一黑,五六个人蹲在井口,看见远处有车灯,拿着大板锹就跑,跑得最快的那个把锹扔进车厢,就是在向其他人宣告,这辆车归他装了。
 
刘贵和脚上有鸡眼,跑不过别人,有时抢到一辆小车,更多时候什么都没有。他不认怂,要么和人家打仗,要么和人商量合装一辆车。
 
装车的私活和上班冲突了,他就跑去医院,给医生塞盒烟,开个假证明,拿到厂里打(病假)卡片。有时一个月不上班的日子比上班的还多,他也不在乎。
 
直到某天,旷工几日的刘贵和回去上班,发现厂里空无一人。后来同事告诉他,厂里放假了,下礼拜去开会。会上领导公布了一份名单,上面的人要去手工选煤厂工作,刘贵和就在其中。
 
刘贵和现在想来,这大概就是下岗的前兆了。
 
在手选厂干了几个月,原来的厂子不知为何又把他调了回去。厂里的境况更差了。调走前,8小时的班就只剩4小时的活,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干完了。运煤的火车少了,毛料里的矸石越来越多。
 
1年后,他真的下岗了。
 
 
刘贵和的工作证、下岗证和领取买断费审批表。
 
两颗水滴
 
起初,刘贵和想再找一份正式工作。艾友矿选煤厂招工,他报了名,对方一看他没有技术,便拒绝了。后来别的煤矿也有下井经验的要求。
 
装车成了刘贵和唯一能干的事。有时干不过来,就把媳妇马莲也拉过去。马莲也是矿工子女,她3个月大时,父亲在矿井下被掉落的大石头砸死了。18岁后,新邱矿给她安排了工作,直到1985年倒闭。
 
又过了一两年,离家不远的小矿井也黄了,生计又断了。
 
刘贵和夫妇只是洪流中的两颗水滴。2000年前后,阜新的下岗矿工总数超过十万。据媒体报道,那时阜新每年有两万人失业,新增的工作岗位却只有8000个。
 
阜新被省公安厅列为“最不稳定的地区”。该市经济转型办公室曾向媒体发出一份情况介绍,2000年,阜新发生了4起拦截国家铁路事件和12起封堵市区主干道事件。
 
 
2000年,阜新平安矿老道口,矿工下岗后开“神牛”维持生计。王玉文 摄
 
2001年3月30日,新邱露天矿正式宣告破产。
 
已经退休的李良成这才反应过来,某某家的孩子在矿上是修火车轱辘的,之前把好几个轱辘卸了,找大车装走了。原来人家提前知道消息,把轱辘拿去卖了。
 
两个30岁出头的干部来到刘贵和家,上炕做他的思想工作——买断。
 
刘贵和不愿意,他还是希望能有个单位依靠。干部们又来了三四次,最终劝服了他。
 
当时刘贵和家生活困难,还欠着亲戚家不少钱。现在他站在矿坑旁,回忆做起决定时的处境,语气平静。
 
买断的价格是1万8千块。领钱那天,刘贵和穿了一身西服。他在银行碰到了同厂的女工,年纪比自己大,对方说,自己拿到的钱还没有1万8。两厘米厚的百元钞票,往西服内兜里一扔,自此和19年的矿工岁月彻底告别。
 
领到钱后有些膨胀,自己是万元户了,牛逼了,刘贵和如今觉得可笑。一高兴,他跑到亲戚家,把钱还上,还喝了点酒。回家路上,又买了台1000块钱的电视。
 
2001年冬天,阜新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第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。此后的19年间,其经济总量始终排在辽宁省的最末位。
 
 
2001年,刘贵和领到买断费后,给家中添置了一台电视,这台电视使用至今。
 
接班
 
时至今日,刘贵和仍然觉得,矿坑还能挖出很多煤来。
 
实际上,2001年新邱露天矿准备启动破产程序时,剩余的资源储量仅有11%。国矿破产之后,这些资源进入残采期,矿坑附近出现了数家私营煤矿。在国矿与私矿交替之际,王立成了一名井下工人。
 
王立今年45岁,他走路需要拄拐,所以很少出门。早年在井下伤到膝盖,加上常年过度饮酒,2008年,他的双腿患上股骨头坏死。
 
他靠在沙发上,右腿直直地伸开,一边抽烟一边回忆。
 
王立的父亲也是国矿工人,下了一辈子井。18岁那年,父亲正式地找他谈话,问他是否要去接班:“不害怕就去,害怕就别去。”那段时期,子女接班政策也到了末期,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
 
没有犹豫,王立回答:不去,害怕。附近家家都有矿工,虽然都说这是份好工作,老了不用愁,但也清楚井下危险,他们的比方是“四块石头夹块肉”。从小到大,王立听过不少噩耗,谁在井下磕了碰了,他都清楚。一位叔叔在打眼的时候碰着火药,崩死了,死相惨烈,已经没有人形,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。
 
等年纪大了,要工作了,他才发现自己没有多少选择。王立学历低,小时候调皮、好惹事,只念了两年书。退学之后,常常招呼一帮不上学的小伙伴,偷偷溜进2号井的澡堂享受,和看门大爷“打游击”。
 
没有文化,他只能卖体力。跑去盖房子,一天只挣8块钱,他这才发现,还是煤矿来钱快。
 
决定下井前,王立已经挖了几年煤。那时矿坑已经不再向下挖,电镐、火车都撤了,轨道也已经拆了。工作面承包给私人老板,工人们自己找地方刨洞挖煤。一车煤13张票,一张票13块钱。国矿破产时,片区换了老板,王立手里掐着160张票,不知去哪里找人要钱。
 
没办法,只能下井了。井口在坑底,站在坑顶,几乎看不见下面的洞,底下的声音也传不上来,这样的死寂充满危险。
 
王立想起小时候,“炸药放一排,一点,哐哐哐哐,从这头到那头”,有人说像一条长龙,他说接连喷出的黑烟就像音乐喷泉。
 
这景象再也没有了。
 
 
一处矿坑被改建为卡丁车场。
 
“吃干榨净”
 
下过井的人都知道,坑木的作用是给信号的。一受到压力,它们就像拧麻花一样较劲,嘎嘎地响。这时要赶紧逃离,等到出事了,它们还抵不过一根火柴杆。
 
退休的下井工人郑百里记得,国矿的棚梁都是松木,专用的,从大兴安岭运来,特别结实。王立下井的时候,私矿的棚梁换成了杨木,它们的造价更低,但常常晃悠,让人心里没底。
 
下井不到半年,王立就出了事。井下放炮,木头横梁被崩倒了,他正要去扶,棚顶的煤砸下来,把他埋了。就一秒钟,什么声音都没有,王立眼前一黑。好在煤不多,同事把他拉了出来。伤势不太严重,脑袋、胳臂、手掌、膝盖开了小口。
 
私人小井就是这样,怎么赚钱怎么干。父亲在国矿干活的时候,工作服、靴子、安全帽都是矿上发的,到了王立这里,只发矿灯,剩下的都要自己置备。
 
再没有旱涝保收,一切都要看井长的脸色。分到的工作面好,每月能赚两千多块,分到的工作面孬,就只有三四百块。
 
“到了月底,哪个班长不得给井长拿点钱?十几个人,每人出个一二百块,给井长送去。”这个月没送,下个月马上完蛋,分到“贼硬的道”,每天连一米都前进不了,工钱只有二三十块。
 
人人必须学会察言观色。下了班吃饭喝酒,招呼井长两三回都不去,王立就明白,得赶紧送钱了。
 
矿上没有固定的休息日,王立每月至少上25天班,也有上满班的时候。他熟识的人中,有的整整一年没有休息,一天不落。
 
但这只与工钱有关,不再谈工人阶级的奉献和荣誉了。郑百里下井的时候,推煤都嫌锹小,用胳膊顶着。王立的父亲也戴过大红花,矿上还给他拍了照,贴在布告栏上。有次,父亲拿着照片回家,和王立一顿显摆。
 
王立下井的时候,没人稀罕这些了,“还是给钱实惠,干得好,给俩钱,大家乐意分就分,不乐意分就吃饭喝酒去”。
 
股骨头坏死的前两三个月,王立每月能挣四千多块。那时属于退采,前面已经找不到煤了。用斧子把坑木砸断,砸不动就用锯子,坑木一倒,煤就像“冒顶”一样掉了下来,跑开的工人们又聚集起来,往蚂蚁车上铲煤。把这些吃干榨净,巷道便自然封死了。
 
阜新的煤枯了,中国的煤炭年产量却一路走高。从2000年的8.8亿吨提升到2010年的33亿吨。印着海州露天矿的1960年版5元人民币,也在2000年7月停止流通了。
 
 
赛道城附近老旧的社区,远处有发电厂的烟囱。
 
变身
 
如果没有生病,王立也许会像工友们一样工作到2018年。他觉得自己没赶上好时候,后来国家要求严了,木头棚梁换成了液压支柱。运煤机直接接到矿车上,不用再拿锹装了。轻松了,工资高了,普通工人每月至少赚六七千块。
 
2018年末,为落实去产能要求,新邱关闭了剩余的10家小煤矿,全区121年的煤炭采掘史画上句号。阜新至今累计输出了8.1亿吨煤(数据来源:阜新市统计局),如果以一节载重60吨的火车车厢计算,排列的车厢可绕地球赤道5圈多。
 
与此同时,矿坑赛道也迎来了它的第一场赛事。全国的127名赛车手第一次在工业遗迹中比试身手,刘鑫也来了,越野摩托换成了赛车,时间又过去了10年。
 
几天后,“新邱露天矿变身赛道”的消息刊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,不少网站转载。
 
 
2019年6月17日,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阜新站。图源阜新百年赛道城
 
想到主意的是华人工程师金跃群,一次,他发现赛车场地就是人工刨出来的。既然如此,能不能把矿坑改建成赛道呢?他把赛车手带到矿坑跑了一圈,对方激动地说:“全世界找不到这么烂的路,太刺激了!”
 
测试赛成功后,百年赛道小镇项目加速推进。项目预计在24平方公里的区域建设12条各种类型的主题赛道,一份规划里写着“着力打造世界级地形最复杂、赛道种类最多样、赛事类型最齐全的百年赛道城”,政府寄予厚望。
 
去年,刘鑫在一场城庆邀请赛拿到第5名,颁奖仪式上,他拉着儿子上台领奖,露天看台上坐着不少观众。
 
这些热闹与矿工无关。
 
去年,李良成听邻居讲起矿坑赛道:“这么大岁数了看那干啥?一走路就喘。”75岁那年,他被诊断出肺气肿,后来心脏也出了问题。他的职工医保手册上有15个章,意味着他住过15次院,每次至少半个月,后面还有7次没盖章。
 
刘贵和夫妇爱凑热闹,但比赛门票要七八十块,太贵了。后来听说门票贱了,只要几块钱,想到来回搭车要十几块,他们还是没有去。
 
王立腿脚不好没法去。有次比赛,做环卫工的媳妇被调去清扫,录了视频拿给他看,他也就看了几眼。
 
近20年来,阜新陆续上马了风电、液压、玛瑙等项目,作为主要安置对象的下岗矿工,在这些项目的参与度却不高,多数人仍然做着装修、开车、摆摊的工作。
 
养鹅前,刘贵和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私营的露天煤矿打更。夜里,矿坑特别安静,身边的狗叫上几声,就会回响很久。国矿时代里昼夜不止的电镐声,刘贵和听过,现在永远地沉在坑底了。
 
5月29日下午,开往白音华的专列准时出现,停靠在矿坑赛道对面的新邱火车站。15小时后,它将到达内蒙古东北部的草原深处,据说那里的四号矿坑煤矿资源量约有10.4亿吨,超过了阜新的出煤总量,那是阜矿集团实施战略转移的新支点。
 
候车的矿工们多是中年人,不少人穿着黑衣,拎着行李,有的人在月台驻足,有的两手叉腰观望,陆续上车,汽笛响起,列车缓缓离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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